1）不再是愤青

民国史学家张耀杰：现在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方面是没有谈政治的条件，一方面是更务实了，生存的问题太严峻。结不起婚、买不起房子，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谈政治。不过谈政治或者关心政治永远是次要的价值标准，过一种很体面、很正常的个人生活才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人生价值。一个全民谈政治的政治才是最坏的政治，一个所有人都表白爱国的国家才是最不可爱的国家。一个可爱的女人是不会强迫别人表达爱心的，一个强迫国人表白热爱之心的国家，肯定是一种虚伪虚弱到没有自信的国家。

　　中国五千年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代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其中最可悲也最可耻的就是五六十年代接受既狂热又虚假的政治思想教育的那一代人，他们自以为什么事情都参与过了、经历过了，却从来没有对社会做出过建设性的贡献。他们以崇高理想的名义从事过既害人又害己的最虚伪也最具破坏性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他们又总是认为只有他们那一代人生活得轰轰烈烈、神采飞扬。同时他们又不得不通过否定比他们年轻的一代又一代的新人来自欺欺人。

　　我觉得最健全的人、最有希望的一代人是具备一定的知识，能够自己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同时通过依法作为及依法纳税来承担自己的一份有限责任的人，而不是什么都想做却又什么都不能做的全心全意、大公无私的人。哪能没有权利边界却只会谈爱国救国之类的大理想、大道理，往往是不关心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关心的人。实际上任何一个人都是很脆弱的，任何个体只要把自己的一份有限责任承担起来，只要把自己养活好，把自己的家庭处理好，就是对整个社会最为切实的贡献。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这个国家也就健全和谐了。70后、80后中有更多的人可以自己找到一份工作，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才真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健康、最正常的一代人。他们可能和西方的同时代人相比，在文明意识和人文关怀方面还有一些差距，但纵向来比，是比中国本土此前的任何一代人都要健全的。民国时代热衷于学生运动的那些大学生，大都是会说大话而不会做小事的人。正是那样连自己都没有养好而只会爱国革命的人，最后葬送了已经初步建立的宪政民主制度连同已经初步形成的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在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里，真正的爱国者就是把自己该做的小事做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有基本的判断力并且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和经济能力的人。

2）不再某些领域，比如写作、感情上犯贱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人们培养了一种下贱的文化，他们不琢磨着如何改变本民族的命运，而是泪眼婆娑下歌颂本民族的苦难，他们自以为是饱受欺压的民众的代言人，他们在歌颂民众的苦难的同时连自己都被自己的虔诚所感动，然而直到革命群众砍下他们的脑袋时，才发现，他们的感动与虔诚是那么的廉价，他们不但拯救不了任何人，甚至连自己的脑袋都拯救不了。正如犹太人的悲剧在于，他们历经了无数次的失败与流离失所，他们唯以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以“承受苦难”的救赎感来安慰自己，渐渐地这种自欺欺人的“优越感”与“悲情的苦难”主宰了他们的意识。

古典的悲剧在于，英雄也无法抗拒命运的嘲弄，而无论是麦克白也是犹太人还是俄国的知识分子，他们都过于脆弱，以至于过分地“接受”苦难并狂妄地以“选民”自居，而这种廉价的“悲剧”不是真正的悲剧，而仅仅是在动荡的世界中廉价的“灵魂装饰品”，仅此而已。

我和俄国文人、犹太人。